作者：梁建章
6月30日，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一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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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2月起，携程集团同时发布了孕期交通费、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福利，并在此后陆续增加了孕妇躺椅、辅助生育以及母婴室等10余项福利。在此次生育补贴政策出台前，携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万元。
据统计，2022年对比2015年，携程员工年新生儿家庭占比增长147%，其中二胎占比增长329%。
此外，2022年2月，携程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高生育率。
携程出台生育友好政策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并且总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
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生育成本报告，在中国把一个孩子从0岁抚养到刚满18岁所花费的成本平均为48.5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关键是要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发放育儿补贴就是减轻生育成本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GDP的3%-4%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在欧洲国家中属于最高之列。
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政府(例如杭州、济南、武汉东湖高新区)纷纷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生育既是一件家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因此，生育成本应由家庭、国家（或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政府财政补贴生育无疑是应该的；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恰当地承担一部分成本，毕竟人力资源既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大方向。
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先后推出了鼓励企业员工生育的政策，其中，携程最新推出的给员工发生育津贴的措施，就是知名大型企业鼓励员工生育的一个典型例子。企业鼓励员工生育，固然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以及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凝聚力。
当然，要鼓励生育，政府应该起到主要作用，企业只起到辅助作用。尤其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可能提供太多生育福利，所以育龄家庭主要还是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生育福利。我在《人口战略》一书提出的补贴生育措施包括：一、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三孩以上（包括三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18岁或20岁。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
补贴生育虽然会增加不少财政支出，但恰恰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福利来刺激经济，形成一举两得的效果。短期来说，补贴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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