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那两天下了一场秋雨，天气忽然变得凉飕飕的，短袖衫再也没法穿了。史君、薛斌一伙儿打劫的事仿佛一场瘟疫在班里肆意传播着，每个参与者都像一个得胜的英雄，在私底下不断吹嘘着自己的勇猛神武。

有一次闲聊，孙明辉低声对我说，韩老师已经知道史君他们劫道的事了。我问谁告得密，孙明辉说不知道。我想韩老师肯定气炸了，要让他们每个人叫家长，然后在班里做公开检讨。不料那两天她看上去一切如常，压根儿没在班里提这事儿，这让我十分不解，一度怀疑她是否真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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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孙明辉告诉我，韩老师已经找他们十来个分别谈话了，还把他们劫的东西收上去，晚上找到那个被劫的孩子家，把东西还给人家，还给他父母赔礼道歉。我听了不觉心下一震。

“她怎么找到那孩子家的？”

“他住得又不远，让薛斌跟着，一打听就找到了。听说他家挺穷的，劫这种孩子没意思。”

我望着楼下操场上正在踢球的史君一伙儿，忽然有点庆幸自己没有加入他们。如果我一直和他们一块儿踢球，没准儿那天也会跟着去打劫。说心里话，我一直很羡慕那帮踢球的孩子，并曾有意识地向他们靠拢，但最终还是被薛斌排挤出局，一想起这事我就愤恨不已。

那是在一节体育课上，我第一次和这帮孩子搭伙踢球。接到传球之后我奋力突破，与薛斌狭路相逢，一个过人动作将他甩在身后。忽然他从后面拽住我的衣服，质问道：“谁让你踢的？”

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我凭什么不能踢？”

薛斌道：“我们不带你玩儿！”

我反唇道：“你说了算吗？这球又不是你的！”

薛斌伸手指着我的鼻子：“行，你等着。”

他转身跑到球主人赵猛跟前说了几句，又快步跑回来，一脸得意地对我说：“赵猛说了，不让你踢。”

我心里不忿，远远地看着赵猛，让他亲口答复我。

赵猛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就别踢了，我们人已经够了。”

就这样，我被他们挤出了队伍。其实当时史君也在场，只是我们的关系已不如两年前了，虽然见面还是说说笑笑，但心里早有了隔阂。再说他此时正极力跟薛斌搞好关系，绝不可能为了我而得罪他，因此悄悄躲到一边跟没事人似的。

薛斌是这班里唯一和我势不两立的人。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我到底哪里得罪这孙子了，他为什么要处处和我作对，一有机会就难为我一下？难道觉得老子好欺负吗？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当我回顾这段童年旧账的时候，忽然从尘封的记忆中捋出一点头绪来，不禁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和薛斌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我们还是二年级的小朋友，都属于老实孩子一类，没事就在一起玩闹。有一次我们几个在操场上“比武”，相互出招打得不亦乐乎。忽然薛斌一拳勾在我的鼻子上，我没感到多疼，但鼻子已经血流如注，脸上身上染红了一片。大家慌作一团，连忙用卫生纸给我堵住鼻孔，但血还是止不住地流。这时上课铃响了。

任课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见我血葫芦似的走进教室，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一块儿打闹的同学向老师汇报：“薛斌把周民的鼻子打破了。”

薛斌吓得脸色煞白，低声辩解道：“不是我……”

我忽然有点来气了，大声说：“就是他！”

这时薛斌哇的一声哭起来。

老师一看场面失控，连忙说道：“别哭了，找你们班主任理论去吧，我们上课。”

我们两个来到韩老师的办公室，薛斌还在哭哭啼啼。韩老师见我们各自惨兮兮的模样，也没细问就让薛斌回去上课了，然后一边用棉球给我止血，一边嘴里嘟囔着：“这孩子怎么这么容易破鼻子……” 

其实也不是我的鼻子容易破，而是前两天上课时刚被郑博弄伤了，还没有好利索，那天又被薛斌碰了一下，这才旧伤复发的。看来这事儿也怪不到薛斌头上。不过那天我见老师没有责备他，就把这事安然抛在脑后，没再有认真想过，只是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玩不到一块去了。

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定薛斌对我的敌意是否源于此事，但在回忆和他同班的六年时光里，我实在想不起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可那时我们还都是七八岁的孩子，一个童年的误会真能记恨这么多年吗？

也许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那天我们三四个孩子一起打闹，现场乱哄哄一片，我并不十分确定是薛斌打的我，直到同学向老师汇报，“薛斌把周民的鼻子打破了”，我才认定是他下的手。所以这事有可能是我们冤枉了他，或者他自认为受了冤枉（那一拳很轻，他根本没意识到击中了我）。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跟几个伙伴玩闹的时候，忽然发现其中一个流鼻血了，然后有人告老师，说是他打的。他吓坏了，想辩解一下，可那个受伤的伙伴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打的。这可怜的孩子一下子吓懵了，委屈和恐惧的情绪瞬间将他吞噬，终于忍不住在全班同学面前哭起来，就像一个犯了错的懦夫一样。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流鼻血的孩子居然会诬陷自己，而且那人还是自己很要好的朋友。在那一刻，他的世界崩塌了，他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他暗暗发下毒誓，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夺回失去的尊严。于是他开始学着放纵，让自己变得强横无礼，并利用各种金元手段不断结交坏孩子，同时寻找一切机会报复那个曾经诬陷自己的“好朋友”。他在仇恨的苦海里饮鸩止渴、越陷越深，终于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我发现我后背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既然进不来足球队，我只好另寻他处。这时打乒乓球好像已经不时髦了，只有文山还在坚持磨练球技，拉球拉得越来越好，一度被体育老师相中，代表学校参加了镇里的比赛。虽然最后铩羽而归，但他的球技无疑代表着班里的最高水平。然而我对乒乓球的热情早已减退，偶尔打两下也只是为了应付无聊的时光。

可是学校体育室的足球都跟陈年的破烂儿似的，根本没法用，想踢球只能向有球的同学靠拢。当时班里趁足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赵猛，一个是方诚。赵猛那边看来是不接纳我了，我只能向方诚那边示好。

方诚是个有点特别的人，长得白白净净，却有一把力气，每次上体育课都拎着一个足球，可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踢，只和郑博在操场西南角的两棵柳树之间练射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跟大家玩儿（或者大家不喜欢跟他玩儿），反正我和他说话没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甚至有点趣味相投，没聊几句他就邀我一块儿玩球了。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不久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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