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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馆:中国最早的“分科大学”

2023-09-08 12:52:51 来源:新华日报

近日,云集了江苏所有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暑期培训班在南京举办,省委书记信长星亲自到场讲了第一课。他与大家纵论古今,从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文学馆”“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在南京诞生谈起,指出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江苏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引起热烈反响。那么四馆是如何诞生的?对江苏文化传承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南朝宋文帝在南京设立四馆


【资料图】

2019年10月31日,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而15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馆就诞生在南京,南京也是为中国文学创立早期规范的城市。

据《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由唐代许嵩编撰的编年体史书《建康实录》也记述了此事:“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辞入宫掖,乃自华林东阁入讲于延贤堂。明年,丹杨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集门徒,多就业者。”

也就是说,在元嘉十五年(438)前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四馆,由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四馆就各自的专业招收学生。

“宋文帝设四馆,与南朝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的文化素养有关系。”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向记者讲述了四馆成立的背景和原因。

魏晋南北朝期间,南北对峙,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江南地区相对安宁,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成为当时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南京文化在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领域,独领风骚,堪称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两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社会上形成了儒学、经学、玄学、道教、佛教等多种学术思潮并存的局面。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称这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著名学者胡小石称这是“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的黄金时代。

宋文帝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子。刘裕出身寒门,但受到大族名士的影响,注重皇室教育。据《宋书》记载,宋文帝14岁时就已“博涉经史,善隶书”。在他统治时期,推行繁荣经济的各项政策,国力极为强盛,史称“元嘉之治”。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之后,他也需要网罗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国家服务,于是创立四馆,以汇集来自全国各具特长的精英。

四名主持者在当时都是声名显赫的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介绍,根据史料记载,雷次宗年轻时入庐山,师事著名佛学大师慧远,是一名儒佛兼通的学者,齐高帝萧道成曾是他的学生;何尚之精于玄学,曾在建康南郭外的家中置学,四方士人慕名而来,谓之“南学”;何承天是著名的史学家、天文学家,他制定的《元嘉历》一直通行到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谢元则来自显赫的陈郡谢氏,为文学家谢灵运族弟。

四馆标志着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

四馆的设立,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文史研究专家王焕镳认为:“它标志着我国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堪称我国最早的分科大学。”

儒学是东周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朝廷又设立“五经博士”,进而形成了专门的“经学”,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走向衰微。“但六朝的帝王和官僚贵族,大多既信佛教、道教,又尊儒学、玄学,由于儒学思想提倡的纲常礼教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使得儒学思想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卢海鸣说。

玄学的兴起与儒学的衰微相关。东汉末年,人才选拔为世家大族所左右,士子们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开始钻研“玄虚淡泊”的玄学。据《说江苏》记载,玄学发源于北方,经魏晋时期何晏注《论语》、王弼注《周易》《老子》的理论建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自然”反抗“名教”的行为实践,向秀、郭象注《庄子》的思辨深化,又与道教、佛教相互借鉴,大大提升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水平。

玄学家还创造了生活美学,后世称为魏晋风度,他们好清谈饮酒、吃五石散、宽袍大袖、手持麈尾(拂尘),品鉴人物,欣赏山水,出语隽永,矜持清高。玄学的思辨、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对南朝文学艺术如玄言诗、山水诗、山水画、书法、文学理论、书画音乐理论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先秦以来,文、史、哲都是不分家的,四馆的设立,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史、哲的不同特性。史学,尤其是文学摆脱了对经学的依附地位,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胡小石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阐述了文学独立的重要意义:“此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而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赵益认为,“文学馆的设立和其他一系列事件的联系,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的自觉,南京为什么成为文学之都,这是原因之一。”

形成文学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

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儒学、道学、史学、文学、阴阳学五部,沿袭了宋文帝时的分科教育传统。分科措施促进了六朝时期各科的发展,其中,史学和文学取得的成就尤为辉煌。

南朝的史学成就很高,“二十四史”中就有三部是南朝人的作品。宋文帝时期的大史学家范晔撰写的《后汉书》,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他还创立了《列女传》《逸民传》《方术传》等新例,首次将女性、隐士、方士等社会边缘人物载入史册。沈约是南朝大文学家,奉诏于南齐永明年间编写了《宋书》;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在梁代修撰《南齐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前朝帝王子孙修撰的正史。

据《说江苏》记载,三部正史之外,还有东晋佐著作郎干宝撰写的编年体国史《晋纪》,南齐时京口(今镇江)隐士臧荣绪撰写的《晋书》等。南朝人还开创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比如刘宋元嘉年间裴松之奉诏为陈寿《三国志》作注,补充了大量史料,创新了史书的注解方式,后南朝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也采用了这个方法。

六朝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卢海鸣认为在诗词歌赋方面,六朝题材大为拓宽,由汉赋一统天下发展成为多种文体并存。东晋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边塞诗和杂体诗等等,无不是光芒万丈,千古传唱。在诗词声律方面,沈约、谢朓等人开创了“永明体”诗风,为后来唐代格律诗的成熟和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刻画细腻,文笔隽永,后世多有仿作,但无出其右。

南朝的文学理论也极一时之盛。梁代钟嵘,著名文学批评家,其诗歌评论专著《诗品》,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诗歌品评标准。梁代刘勰用骈文创作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

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其中以赋为文学,将五经、诸子、史书拒于文学之外,首次为文学和非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和范畴,这是文学创作和理论发达之后,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正是由于文学的独立,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兼容并蓄,荟萃精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1000多年前播下的文学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今天,南京已成为世界“文学之都”。2022年4月,在北极阁(古鸡笼山)下,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正式对外开放。而就在这两天,40余位中国作家和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汉学家齐聚这座城市,围绕“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主题,畅所欲言,南京这座文学的城市,在世界坐标系中,又增添了一份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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