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争战、杀戮归根结底是反文明的野蛮行为。人类应追寻和同，反对“剸同”，记取古代衰周的教训。王者须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自己想实施的大事，是不是纯洁的想法？有无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杂念混在其中？事后的结果有否明确的预期？
（一）
“和”、“同”两个字，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资料图】
古代思想家有很多关于和、同的阐释。
和、同可以分阐，也可以合释。
和、同、和同，是三组概念，三重含义。
“和”由不同构成。不同而能共生，是为和。
人性的弱点，喜同而不喜异。权力者的弱点，不喜欢听不同声音。
但世界如果没有不同，这个世界就窒息了。
古代智者汤伯认为，周朝衰败的原因，是由于“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
他的哲学依据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同上）
汤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丰长”，就是多物并生。“以他平他”，指两个不同物的和平相处，这就是和。“和”则能长治久安，众望所归。
如果“以同裨同”，即狭小卑微和狭小卑微抱团在一起，结果将一无所有（“尽弃”）。
汤伯说，经验告诉我们：“五味以调口，四支以卫体，六律以聪耳”。好吃的食物，美丽的音乐，强健的身体，都是不同物的“合体”。
所以“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前）。
汤伯在阐述这一义理的时候，用了一个特殊的语词，曰“剸同”。
“剸”字的读音作tuán，是割而断之的意思。“剸同”即专擅强制为同。其结果便走向了“和同”义理的反面。
人类应追寻和同，反对“剸同”，记取古代衰周的教训。
（二）
我们不妨看看《易经》的《同人》一卦。
《同人》是《周易》“上经”的第十三卦。（易学家的习惯，把易经的前30卦，称为上经，后34卦称为下经。）
《同人》卦所演绎的核心题旨，正是“与人和同”的思想义理。
此卦的卦辞是：“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这是说，当同人们以阔大的胸怀在一起的时候，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
但此卦给出了种种复杂情况。包括第一，《同人》之始，是不是心地单纯而无狭隘鄙吝。大而言之，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不是谋一己之私。第二，有没有“同宗之吝”，即是不是拉帮结伙搞宗派。第三，遇到强敌，需要按兵不动。（“伏戎”）；第四，面对的险阻是不是无法克服（“不克之困”）；第五，如果遇到难以战胜的强大敌体（“大师”之患）怎么办。
孔颖达《五经正义》解释此卦曰：“同人，谓和同於人。”亦即此为追求与人和同之卦。
该卦的《彖辞》谓：“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王弼注写道：“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贞’。”
王的意思，要尽量不用武。
虽然自身刚健，也应该用文明的手段（“文明用之”）；即使对方不正，也应以中正来回应（“以中正应之”）
何以要采取此种态度呢？王弼引用了楚昭王丢失弓的典故。
故事来源于《孔子家语》一书。其中记载，一次楚昭王出游，把他的最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人要立刻寻找。楚昭王说：“不用找了，反正丢失弓的是楚国人，拾到弓的也是楚国人，何必要找呢。”反映出楚王的大度。有此大度的心态，任何疑难都容易解决。
问题是孔子听说此事之后，表示颇不以为然。
孔子说：“太可惜了，原来楚王的志量如此之小。为什么不说：是人丢失了弓，人拾到了弓。何必仅仅局限于楚国呢。”（《孔子家语•好生篇》）
孔子所着眼，是整个人类。
王弼对此有引申一步的论述。他说：如果心胸过于狭隘，爱自己的国家爱得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性，也会导致对国家的灾祸。
他的原话是：
“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周易•同人》王弼注）
史载，果然在鲁哀公六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轻举妄动去援救，结果楚昭王死在了陈国。这个故事恰好证实，“爱国愈甚”也可以导致其他的灾祸发生。
孔颖达的义疏说，王弼引用这个典故，是想证明，“同人不弘皆至用师”（《周易•同人》王注孔疏）。“弘”，就是宏通阔大。
《同人》如何对待面临的问题、危机、困境？《同人》卦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有“大通之志”。“大通”的概念是王弼提出来的。他说：
“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
大通，就是大同。
兵戎，乃万不得已的手段，需要极其审慎。争战、杀戮归根结底是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因此养成“大通之志”，具备“和同于人”的“大同”的智慧，应该是第一位的。
（三）
其实《同人》卦所演，就是《易•系辞》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的不同，主要是思考的方式和所选择的途径不同，人们终归要走到一起。
如何认识、理解、把握“和”、“同”、“和同”、“大通”、“大同”这几组概念义理，对人类至关重要。
“和”是人人都乐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但不要忘记，“不同”是“和”的条件。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才能走向和同。
如果一切都相同，声音相同，味道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维相同，说话相同，这个世界就令人窒息了。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试想，能够使之充实起来的东西，能够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吗？不同物的组合，才能称之为“充实”。不同的合乎审美规则的组合，才能创造美。
孔子讲的“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
（四）
最后，我想引一段《尚书》的论述，看中国上古时期所期待的另一种“大同”。
《尚书》的核心篇是《洪范》。
《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
《洪范》论“治”，一共有“九畴”。
其第七畴是“稽疑”，即国家遇到疑难怎么办。
怎么办呢？此畴明确标示，遇有大事，在卜筮之前，需要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卜即龟卜，筮是用筮草来占卜。三代的风俗制度如此。遇有祭祀、兵戎、迁都等国之大事，必须先作卜筮。但决疑不能止于此，同时还需询诸王心，询诸卿，询诸士，询诸庶民。如果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就是说，决策的各先期选项都一致，此种情况，就叫做“大同”。这种情况下的大同，就不是理想的期许，而是可能的现实。
此种情况，即在“大同”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肯定万无一失。
如果情况不是“大同”，而是互有歧异，也有相关规则。
一种方法是，由三位专业人士执行，所得结果只要两人同为吉或同为凶，就可以此两人所占之结果而定。但有条件，就是“若三人之内贤智不等，虽少从贤，不从众也”。这个从贤不从众的原则是非常英明的厘定。事实证明，光是以多数还是少数为然，还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在从众的同时又重视贤智者的意见，才是大智慧。
问题是三代之治法，其最高层决策之审慎，不禁让我们后世之人为之惊叹而又感到羞惭。
卜筮，是为求之幽冥以问天也。与此同时，一是王者须询诸自心，二是询诸卿士，三是询诸庶人。何谓王者须询诸自心？这是指王者须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自己想实施的大事，是否是纯洁的想法？有无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杂念混在其中？事后的结果有否明确的预期？等等。卜筮之前的这三道“关隘”，如果出现卿士不从，庶人也不从，则王之拟意可以搁置矣。
【作者简介】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新加坡青年书局，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2017）、《陈寅恪论稿》（2018）、《中国文化的张力》（2019）、《王国维与陈寅恪》（2020）、《国学与经学》（2021）等。
来源：凤凰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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