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明白《局外人》的意义了，尤其看到那个首席小提琴胖大大擦眼泪的时候。”Lea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我俩一起看完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演出的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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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演出也是国外交响乐团疫情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场演出，曲目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和柴六《悲怆》。两个星期前一开票，我就通知了Lea。已经有三年没有进过大剧院，何况这是马林斯基和“姐夫”，更何况有《天方夜谭》和《悲怆》。几乎毫不犹豫，我们就决定下来了。只是购票的过程有点儿曲折，不是选不到座位，就是无法付款，以至于让我怀疑这三年国家大剧院的计算机系统是不是从来没有进行过维护。
演出当晚拿到票，还有一些时间。
“出去看看？”
“好啊。”
看着夜幕中久违的大蛋，心中突然就有了一些感慨。
“还记得上次咱们一起来看演出，也是马林斯基大剧院的芭蕾舞。”
“那次还想下次一起看什么，谁能想一下就隔了三年。”
“以后看俄罗斯应该容易了。”
“可不，他们估计也没有地方去了。”
大剧院的安检比平时严格了很多，哪怕一个小包也要开包检查，还特别问有没有印刷品。我有点儿吃惊地问：“现在都这样要求了？”负责安检的大姐说：“也就这四天，我们也是刚接到通知。”
我和Lea嘀咕：“难道是有领导人要来？”“也许是怕有对俄罗斯不满的观众吧。”坐在座位上，一旁的男观众似乎特别兴奋，总想和我们说点儿啥。迟疑了几次后，终于问我们：“你们是怎么买到票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总是下不了单。”
灯暗了下来，首席带领整个乐团入场。首席还是那个顶着一头爱因斯坦白发的老爷爷（就是Lea口中的胖大大），一脸春风拂面的笑意：应和着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今天的掌声和欢呼声真的有点儿早，也许是因为北京的爱乐迷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听过国际一流乐团的演出了。首席在捂脸。我和Lea互相看了一眼，有点儿惊诧。掌声依旧在继续，台上的演员们也在鼓着掌，首席一边鼓掌一边捂脸，甚至拿出了手绢。几次三番后，观众们已经确认了一件几乎从没见到的事情：还没演出，首席先哭了。不知道是因为观众们实在是太热情了，还是因为这也是他们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表演。总之，首席成功抢戏，以至于姐夫登场时，我和Lea都还没有从对于首席的关注中拔出来。
指挥大手一挥，嘹亮的铜管声中有些惊诧：好熟悉，可这不是普一啊。不得不说国家大剧院观众的素质：从惊诧之余到掌声雷动不到五秒钟。这首没有在节目单上的开场曲，后来才知道是《红旗颂》。我当时只能确定是中国乐曲，然后偷偷跟Lea说：“老毛子可真会拉拢人心。”不管怎样，现场气氛却因此一下子就燃了起来，我们身边的男观众更是几次抬起胳膊擦眼睛。
“他哭了？”
“嗯。”
我想那时刻，台上台下的气氛可能都有些复杂。
不止一次在大剧院看“姐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但这一次不论是指挥还是乐手，绝对是最用心的一次。不见以往“姐夫”的懒散，这次从开场到最后，姐夫几乎都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首席的眼泪也不是白流的，《天方夜谭》中的舍赫拉查达主题如泣如诉，而且几次出现都有层次的变化，非常细腻。估计他也是希望能使出浑身解数让观众们感受到。上半场结束时，首席作为《天方夜谭》的独奏，享受了观众们特别的掌声。那一刻，他又擦泪了。
对比《天方夜谭》的东方情调，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显得更为古典，也给了我更多的遐想空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悲怆》这一首作曲家的绝笔之作，是因为在俄乌战争这个艰难时刻，他们发自内心的悲怆情节吗？
我想到了那部俄罗斯人演的英国电影《交响人生》（《音乐会》）：音乐家的命运总是和社会变化紧密结合。天灾是不可抗拒的，比如这三年，连郎朗都开始上综艺；而社会政治形态、出生地、种族，也成为躲不过、甚至与生俱来的背景。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决定一个音乐家能不能登台，在哪里登台，不是你的艺术水平，更多的是这些你无法选择的东西，难道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而看着台上的捷杰耶夫，我脑海中几次浮现出《Taking Sides》中的富特文格勒，想起他在战后审查时说的话：
“我知道德国处于重大的危机中，我感到对德国负有责任，尽力挽救这一危机是我的任务，人们关心我的艺术会被误做宣传之用，但我觉得我更应该关心的是维护德国的音乐，把音乐演奏给危机中的德国人民。这些人民，巴赫和贝多芬，莫扎特与舒伯特的同胞们，在陷入纳粹政府控制下仍旧需要继续生存的德国人民，没有在那些日子里生活过的人难以判断真相。托马斯·曼（战前逃亡的德国著名作家）是否真的相信，在"希特勒的德国’是不应该演奏贝多芬音乐的？其实他应该知道，在希特勒恐怖统治下的德国人民才是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听到他对自由与人类爱的呼声！我不后悔留下来为他们演奏，也不后悔留下来跟他们共渡难关。”
在笔触深刻、色彩跳跃的印象派画家那里，我们可以找到那种与以往的艺术不同的、扑面而来的光阴存记。顺着那些热烈的线条和颜色，好像可以进入他们的眼睛，触碰那一瞬间的感动、忧伤、爱或喜悦。
而富特文格勒的这段话，像极了拉赫玛托娃的那首《安魂曲》：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
演出的谢幕自然又是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仿佛经历了疫情和战争，大家唯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与世界和解。走出剧场的那一刻，我终于又一次体会到了波士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跟学生们说的话：
“某天晚上8點，某人會步入音樂廳，帶着疑惑的頭腦、受傷的心和疲惫不堪的靈魂，他是否能如释重負地走出音樂聽就是你的责任了。你們進入這所學校，是為了慰藉人們的心靈，治療人們精神世界的各種病痛。你們的工作是深入人們的内心，關照那裡的疾苦，確保人們保持平和的心境，幸福安康地生活下去。”
是的，这是一场幸福又治愈的夜晚，音乐的国界里，没有战争，也没有疾病，更没有政治。
“讓地球没有戰争，充满和谐與安寧，人們之間互相理解，平等以待。我不希望這些努力来自于政府、軍隊或商人，我也不希望来自于宗教......如果人類的將來能够獲得和平，各種矛盾衝突可以消解，那麼我希望藝術家承擔這樣的使命，因為這是音樂之使然......只有藝術家才能满足人類精神深處的冀求，撫慰心靈深處的苦痛。”
说了这么半天，都是在讲演出，为什么会把它和《局外人》牵扯到了一起？起因是因为上一周读书会讨论加缪《局外人》所引发的争议。并不难理解的内容，大家争议最多的反而是为什么这一本书会被法国人票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它究竟好在哪里？默尔索这样一个冷漠的杀人犯，他的至死坚持真实的自我究竟代表了什么重要的意义？我在看书时感觉的是一种不适和迷茫，因为讨论才慢慢思考加缪通过默尔索期望表达的感受：既然世界已经这么荒谬，还不如做个坚持自我的局外人。而这场演出，则让我想到了更多：
当战争发生时，艺术家和观众们要不要选边站？
基辛说：“我身上没有一滴俄罗斯血统，俄罗斯是世上最反犹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不是我的祖国……”；
捷杰耶夫坚决不肯谴责和划清界限，付出的代价是被多个艺术团队、活动取消演出机会；
为了这轮演出，某个音乐公众号甚至搞了一个投票：你会不会看捷杰耶夫和他的俄罗斯乐团演出。底下的回复七嘴八舌，有认为艺术和政治无关的，也有坚决不看俄罗斯人演出，甚至以后不买CD的......
或者，并不需要这么复杂。谴责、沉默都可以，只要是出自本心而不是胁迫。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不乏做局外人的勇气。而普通如我们，忠实自己的内心还是随大流，才是时时需要面对的难题。加缪《局外人》的真正意义，也许并不是告诉我们答案，只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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